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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涼冰冷卻美麗─加特佛列德·郝文
文/李明剛

或許因為對加特佛列德·郝文（Gottfried Helnwein )作 品的觀看僅能停留在網路介面，我只能說我對郝文並不十分熟悉，但他卻是我最喜愛的藝術家之一。觀看郝文的作品，與其說是被那分不清是攝影還是手繪的驚人效 果吸引，倒不如說是直接墜入了畫面那冰冷又巨大的黑暗。不論是郝文的架上畫或懸掛建築的巨幅影像輸出，皆散發出令人不得不全神貫注逼視的深沉。郝文是一個 觀念藝術家，攝影便作為觀念藝術家「用來逃脫現代主義的封閉性的手段」。一方面由於觀念藝術作品本身往往無法長久保存，有些形式與體積也不適於美術館的場 地與展覽方式，攝影則成了最方便記錄與保存的報告方式。也就是說，不管當時的藝術作品有多雄偉多特異，而後人們只能統一從照片尺寸裡去揣摩與想像 (如郝文極巨幅的建築懸掛影像)。


針 對「死亡」的議題，郝文並未刻意隱藏。郝文展現的死亡意象有一種荒涼嘶啞的特殊美感，特別是對於孩童。孩童被看作乾淨單純的，在他尚未經歷成人的階段時， 就已經告別人世，正彌補了完美的殘缺，我們從孩童的傷口進入那些關於死亡的美麗幻想，那些繃帶來感受對人生的溫柔觸摸，以及那些血液體會被社會化的成熟過 程殘酷修剪以後的驚痛不安，這一切都並沒有因為時代的不同而改變，而能夠跨過歲月成為幾代人的共同心情。

荒木經惟曾說過︰「自陽子死後，我只想拍攝生命。然而每當我按下快門，我便感到接近死亡。因為一旦你拍下去，你便停下時間。所以我想告訴你一件事，聽清楚：攝影是謀殺…」。

在 攝影剛流傳不久時，因為算是一項蠻昂貴的紀念，一般人一生甚至沒有拍過一張屬於自己的照片，所以那個年代能看到小孩子的照片是很稀罕的。由於當時兒童早夭 率很高，許多傷心的父母，背著、抱著他們那早夭的小生命，走進相館，期待能用照片換一個能被珍藏的有形記憶，這些孩子們，穿上他們生平最好的衣服、鞋子， 哀慟的雙親在相館中佈置一個不太刻意的場景，小心地將孩子「擺置」在當中，通常讓他們看起來像是睡著了一般，彷彿一點聲響，都會驚醒他們，所以在一個不太 刻意的場景中，擺著也不太刻意的姿勢，卻營造了一個太刻意的死亡事實。見到那樣的照片，彷彿是一種對死亡的哀求，是一種條件的交換，好像是在對死亡說「請 給我們這些生者一些不太殘忍的假象吧…….」於是消逝變作永恆，如同羅蘭巴特《明室》中提到的「死亡是一張照片的概念」。

 

郝文的自述「我 從迪士尼卡通學的比在學校還要多，」郝文將卡漫圖像與女性兒童的結合，後現代藝術現象中，以各種方式借用既有的視覺影像成為一種普遍的手法，這些來自大眾 媒體的影像經模仿與複製，脫離了其原有的脈絡，呈現一種嘲諷性的效果。另一個與諧擬同樣具有雙重性意味的「擬仿」反而在後現代性別與種族論述中分別發展。


郝 文常使用「女性孩童」作為主要圖像，女性主義的觀點認為，父權體制下男性支配女性的性別權力關係，是由社會所建構出來的性別刻板印象，強調女性所具有並且 應順服的特質，女性都深處於「女性迷思」的陷阱中。傳統肖像畫中，再現男性角色與女性角色有著不同的呈現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女性肖像常常連結到寓言神話 中的女性角色，藉以強調女性外表理想美與內在應具備的美德。而男性肖像則是企圖呈現他們在社會上、政治上、專業上的身份地位，藉由各種服裝、裝飾物等等象 徵符碼來顯示自己的權力與成就，或是滿足某種男性特質的期望。然而「女性孩童」是一種處於曖昧邊界，「外觀上」游離於性別宰制共謀或抵抗可能的，郝文亦藉 此做了調轉，讓女童拿著槍，或穿著軍服，「女孩」的身份似乎更符合彼此之間嚴重失衡的關係，用來諷刺父權自戀偏執與宰制論述的荒謬性。


郝 文的作品透視自身欲望暗流的冰冷潮濕，温柔而恐怖。超寫實效果可視為挑撥焦慮感的一種必要手段，當他選擇孩童作為切入點，更不可避免的受到爭議與抵制，甚 至被沒收作品。如同基佛的作品被評論為是一種「新法西斯」行為的表現。人們視這種表達是一種不應見容於當代的納粹遺毒。這種近乎歇斯底里的警戒態度，隱約 顯示出戰後交雜著國際社會的臆測與監督之複雜性。這種尖銳的批評中，我們可以發覺碰觸歷史傷痕的作品激化了人們心中對德國過去再生的爭議及憂慮。然而郝文 在召喚這些傷痕的同時，帶給觀者感官上的刺激和驚悚的感觸，殘忍且直截地赤裸顯示。這當中所產生的斷裂性，激發思維的唐突和難以招架的詭異局面。這類經過 壓抑而經由暴烈性手法產生的藝術作品的關鍵問題，並非在於其玩弄驚憟題材，而是在於它背後的動機，藝術所追尋的似乎是一種對峙，並且企圖與可怕的、殘酷的 現實較量，然而藝術卻又似乎永遠也無法超越現實的可怖。

如同西恩潘說:「整個世界就像一棟鬼屋，加特佛列德郝文就像是導遊，帶領我們參觀每個房間角落。他勇於在作品中呈現世界悲傷諷刺，醜陋和美麗的一面。」